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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西问 | 邓建国:大变局下,中西方文明交流何以“去塞求通”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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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稿時間:2021-11-02 14:03:11

东西问 | 邓建国:大变局下,中西方文明交流何以“去塞求通”?

  (東西問)鄧建國:大變局下,中西方文明交流何以“去塞求通”?

  中新社上海11月1日電 題:大變局下,中西方文明交流何以“去塞求通”?

  ——專訪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、傳播學系主任鄧建國

  作者 樊中華 張楠

  交往歷史源遠的中西方突破“交流屏障”為何格外不易?日新月異的現代媒介技術對中西方“聽懂彼此”是桎梏還是機遇?交流表象背后應如何看待東西方文明的碰撞?

 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、傳播學系主任鄧建國日前接受中新社“東西問”獨家專訪時表示,縱觀歷史,中西方之間交流“暢通”遠多于“不暢”,傳播表象背后是東西文明流動的多次轉向,其動因正是彼此希望學習互鑒的內驅力量。

資料圖:絲綢之路國際旅游名城甘肅敦煌,萬人暢游鳴沙山月牙泉。王斌銀 攝
資料圖:絲綢之路國際旅游名城甘肅敦煌,萬人暢游鳴沙山月牙泉。王斌銀 攝

 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:

  中新社記者:中西方之間的文明交流有千余年歷史,“不暢”是否是常態?

  鄧建國:回望歷史,中西方交流并非始終“不暢”。早在13世紀,意大利商人馬可·波羅就將中國的文明圖景帶回西方。他對元朝初年中國商埠和大城市繁榮景況的描述,很長一段時間內構成了西方“中國想象”的底色。

  1405年開始,鄭和下西洋主動傳播中華文化,影響深遠。他途經的亞非諸國,驚嘆震撼于明朝船隊的舟楫之雄偉,人物之豐偉,才藝之巧妙,以及明朝具體而微、縝密有序的禮儀文化。這些遠勝于當地的物質與文明讓航線沿岸國家對明朝中國充滿向往,并主動派遣使臣,前來學習效仿明朝的先進文化、技術甚至制度體系,促進了本國發展。

  隨著新航線開辟,16到17世紀,大量歐洲商人、傳教士來到中國,并將在中國的所見所聞乃至漢學典籍帶回西方。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,他精通漢語,將《四書》翻譯成拉丁文,在其著作中詳盡介紹中國,使歐洲民眾對于中國的認知更加積極樂觀。

  彼時西方對中華文明一直處于仰慕和向往的狀態,歐洲在18世紀甚至形成了近百年的“中國熱”。從王室到平民,都在熱議中國的戲曲、瓷器、園林、風俗文化等。

  更加重要的是,中國傳統儒家、道家等思想,以及由此勾畫的文明、安定、富裕的國家圖景等,為經歷了黑暗的中世紀且戰亂不斷、急切尋找新政治體制出口的歐洲所向往。伏爾泰熱衷于贊美中國的道德與法律,將孔子看作“理性”和“智慧”的“闡釋者”。其借用中國和其他東方國家的思想文化,拓展視野,逐步形成其啟蒙思想體系。

  因此,在近代以前,中國的燦爛文明一直在向西方輸出,雖然囿于當時的傳播工具和地理空間限制,是涓涓細流,但整體而言中華文明對西方世界產生了深遠影響。

資料圖:觀眾在北京中華世紀壇參觀“拉斐爾的藝術:不可能的相遇”展覽。<a target='_blank' >中新社</a>記者 侯宇 攝
資料圖:觀眾在北京中華世紀壇參觀“拉斐爾的藝術:不可能的相遇”展覽。中新社記者 侯宇 攝

  中新社記者:哪些因素導致了近代以來中西方的“交流不暢”?

  鄧建國:最根本的原因是自18世紀以來,中西方社會發展產生了一次大分野。當時中國仍處于農耕社會緩慢的發展模式中,而西方經歷了文藝復興,自然科學獲得大發展,進一步催生了工業革命,生產力大大提升。一方面,社會經濟迅猛發展,思想文化飛速進步,現代化的生產體系、制度、律法體系開始逐步建立;另一方面,生產過剩使其本國市場供大于求。此時,根據以往形成的“中國想象”,西方開始渴望與遠在東方的大國建立貿易關系。

  這就形成了近代中西文明一次顛覆想象的“大碰撞”。1793年,清朝乾隆時期,英國人馬戛爾尼率領一支800余人的使團來華協商通商貿易,遭到乾隆拒絕,經歷“下跪之爭”,還看到了真實的、落后于彼時西方的中國。

  英國人來華尋求貿易機會本是一次中西方深入交流的機會,但因為中西之間在思想觀念和社會發展程度上相去甚遠,二者碰撞之后彈開。此后,英國便開始了對華鴉片貿易,最終導致了鴉片戰爭,中國則開始進入救亡圖存的歷史時期。由于“救亡”的緊迫性遠大于文化的復興與啟蒙,中國人開始學習西方先進思想、技術以迅速改變落后的中國,此時“師夷長技以制夷”等思想成為主流。由此,中西方信息流向發生了一次徹底的轉向。

  同期,以電報的發明為開端,現代傳媒技術盡數出現在西方,支持了其無所不在的殖民統治及價值觀輸出,這使西方進一步掌控了近代以來國際傳播的話語權。

  因此也可以說,“中西溝通”并非一直不暢,而只是信息的流向有所變化。從中國角度,由通而塞,是由中西方近代經濟社會發展分野造成其從“傳者”身份向“受者”身份轉變的不適。而在西方視野里,“想象中的中國”破碎后,很長時期內,無論在傳播技術上還是現代文明上,中國都淪為其“理所當然”的被動的“受眾”。

  中新社記者:當前,中國經濟已經崛起,伴隨文化復興、文化自信的回歸,中國的移動互聯網日益發達,這讓中西方交流呈現怎樣的新趨勢?

  鄧建國: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,今天西方仍是話語強勢的一方,全球范圍內的政治經濟結構并未發生根本性變化。此外,中國發達的移動互聯網多體現在消費、服務等應用端,美國三大社交媒體的全球使用率仍然極占優勢。

  但另一方面,一國的經濟硬實力能影響其軟實力,崛起的中國代表了不同于西方的中華文明的復興。中西之間的文明接觸在所難免,但其流向會更多地呈現雙向趨勢。在越來越小的“地球村”內,“如何做”要比“如何說”更為重要。

  因此我認為,當前的中國應在行動與傳播上雙管齊下。例如,中國實現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脫貧,中國通過多種路徑踐行了將“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”的承諾,中國有力控制疫情成為2020年全球唯一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等,這些行動和事實世界有目共睹,都可通過傳播的基礎設施和內容向西方流動。只要一國言行一致,公信力自然就會建立起來,獲得全球的認同。

資料圖:當地時間2021年9月22日,法國盧浮宮時隔一年推出線下新特展,名為《遠道而來》,展示各種與貿易和旅行相關的藏品,還特別介紹古絲綢之路等貿易路線。<a target='_blank' >中新社</a>記者 李洋 攝
資料圖:當地時間2021年9月22日,法國盧浮宮時隔一年推出線下新特展,名為《遠道而來》,展示各種與貿易和旅行相關的藏品,還特別介紹古絲綢之路等貿易路線。中新社記者 李洋 攝

  中新社記者:面對中西方交流現狀,中國在國際傳播中可以主動做些什么?

  鄧建國:一方面是宏觀理念上的轉變,中國應該更加充分地打開自己,讓西方更加了解具象的中國。

  這種“打開”包括重新認識何種信息能使人產生認同。說服理論中有一個“知識偏見”的概念,即公眾在決定是否相信一個發言者時,會將其發言內容與發言者身份(及其背后利益)相比較。因此,中國人自我批評與批評外國人,對自身公信力的影響效果完全不同;其次,中國的對外傳播應更多地展示真實的人及由此構成的國家。優點很多但也有一些缺點的國家,會顯得更真實、親和、有吸引力。

  另一方面,我們要在國際傳播中“求同”而非強調差異。文明的異質可能源于地理環境的隔絕與迥異,但論及受眾個體對信息的渴求,無論東西方都大致一樣。這種“同”是中西方受眾同為“人”能夠彼此理解的本性。

  雖然當前媒體表現形式多元化,但為不同媒介尋找適合的信息去傳播仍是關鍵。非虛構寫作正是硬新聞之外的一種體裁,它把普通人的故事講給普通人聽,運用大量好看的電影敘事手法,在人情人性層面打通中西方受眾,使之共情、相互理解。事實證明,無論中西方受眾,都對這種充滿人性的、沉浸式的新聞體裁興趣濃厚。

  除了在細節上使受眾具備易感性,一個文明還要在價值觀上具有吸引力,兩相結合就具備了較強的傳播力。

  這就需要基于文明的價值觀進一步脫離其具體性意識,要有更多普適性,甚至抽象性。其傳達的理念可讓全世界不同的人從不同角度去積極解讀,轉化為“自我理想”。對西方受眾而言,這與地理隔絕時代構建的脆弱的“中國想象”不同,這種認同是發達媒介時代一個國家言與行、現實與理想、古代與今天之間三組張力的統一,具有建立在真實性上的理想性魅力。(完)

  受訪者簡介:

  鄧建國,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、 博導、傳播系主任、傳播學博士,曾任Shanghai Daily記者、編輯。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和新聞學院訪問學者、中國新聞獎網絡新聞和國際新聞評委、上海市曙光學者、Sixthtone高級顧問等。研究領域為傳播理論、中外傳播思想、媒體融合等,已在國內外學術刊物發表中英文論文60余篇,出版專著兩部,譯著多部,完成國家社科項目兩項。

【編輯:房家梁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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